機緣巧合，有幸讀到陳瑞璋先生所著的《東江縱隊：抗戰前後的香港游擊隊》一書。東江縱隊是中國共產黨的一支抗日游擊隊。在1939年初，由惠陽寳安人民抗日游擊隊和東莞模範壯丁游擊隊兩支部隊合併而成，但到1942至1943年才被正名為廣東省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此書對東江縱隊的誕生、國共內戰、縱隊的北撤和退伍，及文革後的命運有精要的描述。至於香港抗日戰爭的章節，主要集中在港九獨立大隊的人物及事迹。港九獨立大隊是東江縱隊的分支。
陳瑞璋出生於香港。他在1980年到1984年出任香港新界西貢政務專員，在此期間結識多名東江縱隊退伍老兵。他的爸爸曾以武裝參與保衛香港，隨後在廣西桂林任職英國新聞處，並在雲南昆明效力於英軍服務團。
讓關心香港的人更了解香港
由於港九獨立大隊的共產黨背景，港英政府沒有正式記載其在香港的抗日史迹。香港的抗日戰爭往往只提到由1941年12月8日日軍入侵到12月25日英軍投降的18日戰事；至於香港3年8個月淪陷期間的抗日游擊戰，只有坊間的片面描述。此書正好填補了這個空隙，為香港淪陷期間的抗日戰事提供有系統、較詳盡的論述，可讓關心香港的人更了解香港。
例如書中第105頁提到，1945年8月27日中共中央委員會發給東江縱隊一份電報，提示「必須有一個獨立的領導機構進行統一戰線的工作，團結國民黨左翼派別和中立派別的高層政治領導人。黃冠芳和梁威林負責與國民黨聯繫的工作……1946年6月東江縱隊北撤到山東煙台後，該聯絡處更名為新華社香港分社」。新華社香港分社便是現時中聯辦的前身。
讀此書時不禁令人怪責當時英國政府軟弱無力，只派小量軍隊守護香港。日軍在1941年12月8日入侵香港，英軍在3日後（即12月11日）已經棄守新界和九龍半島，退守香港島。英軍的無能令到當時150萬香港市民受虐於日軍的暴行。日軍的暴行更加令人髮指，歷史已將這些惡行一一記錄，人們的記憶卻不會永遠停留在那歷史一刻，事實上現在港人對日本和英國已大大改觀。
責怪市民不信政府 於事無補
很多人認為「六四」令到中港不能建立互信關係，但以上的歷史卻帶出一個新觀點：人們對政府的觀感會隨着時代而變遷。把港人的「六四」情意結視為死結的觀點未免太單一，只看到問題的表面。要知道市民對政府的信任往往是被動的，責怪市民不信任政府只會令問題惡化，於事無補。政府應該明白，贏取市民信任的責任在政府，要靠自己努力爭取，諉過於人等於推卸責任。
書中第57頁提到，港九獨立大隊大隊長蔡國樑向英軍服務團何禮文「提出了一些比較奇怪的要求，例如，他與中共沒有關係，他的部隊大多數成員是英籍人士……蔡國樑要求他幫助澄清這一『英國當局對他的共產黨聯繫的誤解』……此外，他要求何禮文把信息傳遞給『適當的機構，他的部隊與英國政府具有適當的明確關係』」。這些要求「比較奇怪」，因為港九獨立大隊受中共領導，而蔡國樑早於1938年5月加入共產黨。
書中第133頁提到，「回顧辛亥革命以來的中國歷史，人們可以看到南方的省份如廣東、廣西和福建往往是麻煩的來源……在多次政治動亂中，這3個省曾宣布成為事實上的『獨立』和『聯盟』。例如袁世凱1915年12月稱帝，廣東省連同其他一些省份就宣布獨立。還有，張發奎將軍在1931年曾經擔任過廣州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領導，聯同廣西軍閥宣布獨立於中央政府，拒絕執行蔣介石委員長的命令。更早些時候，清末1900年，天津和北京發生義和團運動，當時清政府的高級官員李鴻章就提出廣東和廣西獨立的主意」。
比例代表制種下禍根
現時香港有少數人提出「港獨」，我不支持港獨，因看不到港獨如何能對香港、中央有利。提出港獨只會令到社會更撕裂，非愛港者所為。很可惜，自1997年以後，立法會選舉地區直選由比例代表制產生，而比例代表制驅使更多候選人各走極端，培育分裂社會力量。比例代表制在1997年由臨時立法會引入，自此種下禍根，現在已是根深柢固，唯有無奈地接受社會分裂是香港的新常態。但無奈並不代表消極，政府應該汲取教訓，以後避免引入只有政治目的的制度。
其實此書更重要的貢獻是讓人們認識東江縱隊在近代史的角色（中英文版兼備）。雖然主題嚴肅，卻不失可讀性。書中記載很多港九獨立大隊的英雄事迹，包括抗日游擊戰，救援左翼幹部、知識分子、盟軍戰俘和平民，及日軍投降後填補真空。這些精彩的故事，我還是留待讀者自己體驗。
（刊於《明報》2016年8月15日http://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60815/s00012/1471198457336）
